但如果错误的结论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经常性的呢？现在，越来越多对健康进行了彻底研究的学者做出了声明。他们指责道，不仅仅是那些独立研究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是整个医学调查研究的整体框架都出现了失衡，导致屡屡发生问题，最轻微的问题至少是没有进行很好的论证，最糟糕的情况则是出现了非常危险的错误。其结果是系统性的误导患者和内科医生——极力推荐的昂贵的养生法则完全没有用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
对于医生、政策制定者以及重视健康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个令人不安而且意味深长的观点。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约翰·P·A·埃尼迪斯，正把多年来对毫无根据的健康和医学主张进行讨伐的行动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作为斯坦福大学的预防医学研究中心的新长官，埃尼迪斯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医学方面的“顶级流言终结者”。因为错误的医学主张，“人们被伤害甚至导致死亡”他说：不是庸医，而是医学研究中的错误。
这是个属于埃尼迪斯时刻。因为医疗费用妨碍了经济并阻碍了降低赤字的努力。政策制定者和商业团体极度渴望在削减医疗费用的同时不至于使患者蒙受损失。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只对治疗工作进行支付。但如果埃尼迪斯是对的，那么大多数的生物医学研究都错了。
仅在最近的两周中，预防医学的两个台柱子不幸倒掉了。一个主要的研究结论是并没有很好的证据表明抑制素（类似立普妥或可定的药物）能够对无心脏病史的人有所帮助。由科克伦协作组织（一个全球性质的生物医学专家财团）主持的一项研究，涵盖了14个独立研究项目和34272名患者。该研究表明抑制素的费用，每年高达两百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是毫无用处的。（制造立普妥的辉瑞公司做出了部分回应：对心血管疾病的各项风险因素进行管理是错综复杂的。）十一月份，一个医学研究小组得到结论：进行维他命D的血液测试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几乎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维他命D以保持骨骼健康（每毫升20纳克），所以根本不需要补充钙片。而由于维他命D导致的费用是：每年四亿两千五百万美元。
埃尼迪斯，今年45岁，他并没有打算去消灭所有的医学神话。埃尼迪斯曾是一个神童（3岁时会进行小数计算，并在8岁写了一本诗集），在雅典医科大学他率先从所在的班级毕业，然后在哈佛大学完成了住院医生实习，90年代中期他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做艾滋病的临床诊断，后来在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医学院主持流行病系。在国家卫生研究所期间他有了一个灵感，治疗有效的“正面的”药物诊断和治疗无效的“负面的”药物诊断相比，使用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负面的’诊断用了额外的两年或四年时间才被披露，”他提醒道，“‘负面的’诊断文件躺在抽屉里，或者希望这些‘负面的’诊断会转为‘正面的’诊断而被继续进行。”数以亿计的美元源源不断的花掉，然后制药公司才不情愿的宣布某种药物无效。作为宣布‘负面的’诊断的最后结果，患者只能被迫接受治疗无效的事实。这使埃尼迪斯产生了一个疑问，到底有多少生物医学研究是错误的？
他的回答写在2005年的一篇题目为“多数”的论文中，其论点是：从新药的临床实验到前沿的遗传学研究，生物医学的研究中充满了错误结论。埃尼迪斯对某些批评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邃而精确地论证。“除了“证明”它们是错误的之外，我确信很多结论确实跟常识相比都非常脆弱，经不起推敲，在所有的医学领域中，需要埃尼迪斯所采用的不同的统计模型和更具实验性的证据，”生物统计学家斯蒂夫·古德曼和约翰斯·霍普金斯说。他们担心“多数研究结论都错了”的主张“会对医学研究产生不健康的怀疑态度，并对反科学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即使粗略的浏览一下医学期刊，就会发现很多前卫的研究一个个的倒在路边。1993年的两个研究结论认为维他命E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该结论在1996年和2000年被更严谨的实验所推翻。1996年的一个研究结论说雌性激素疗法可以减少老年痴呆症的风险也在2004年被颠覆。很多研究所得到的关于流行的抗抑郁药物通过改变脑化学起作用的结论也被否定（药物缓和抑郁，如果起作用则是因为安慰剂效果），以及研究主张早期癌症诊断（PSA测试）总能够挽救生命等等，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
尽管埃尼迪斯的指责充满了火药味，但他和1500名科学家展开了合作，而且，斯坦福大学和他的缩影（预防医学研究中心），在八月份雇佣了他，让他掌管整个预防医学中心。“医学的本质是为患者和医生提供证据，”斯坦福医学系主任拉尔夫·霍维兹说，“约翰（埃尼迪斯）是生物医学的革新思想者，所以他天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人物。”
埃尼迪斯的第一个目标指向运用于早期基因研究中的拙劣的统计学方法。科学家会一次测试一个或几个基因并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疾病联系起来。这正好可以确保使他们可以独自偶然的“中奖”，当他开始进行基因学领域研究的竞赛时，就像谢尔曼糟蹋格鲁吉亚一样，多数候选基因都没有被验证。研究表明维他命D受体的变异可以解释四分之三的骨质宿松症？错啦，他和同事们在2006年证明该变异对骨质酥松没有影响。被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鉴定的大量基因可以用于预测心血管疾病？也错啦（2009）。6个提高帕金森氏症风险的基因？还是错的（2010）。主张基因X提高了Y疾病的风险的理论不但玷污了科学文献，还影响了个人健康决策并支持了个人基因测试工业。
统计学上侥幸行为也殃及了流行病学，在研究者寻找健康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包括人们的行为和饮食方面。一个研究可能试图回答咖啡是否提高了关节痛、头痛、胆囊疾病或者其他疾病的风险。“当你做了数千次的测试之后，统计学却告诉你一个错误的结论。”埃尼迪斯说。制药厂正是依靠这些不确定的统计结论获得了巨额利润，他们通过测试一种已核准的药物的其他用途来撞大运。“而且医生基于那个（不确切的结论）来开处方而使药物产生新的用途。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即使一个结论被证明是错的，但它仍像是一个落魄的承租人一样让你没办法彻底驱逐他。埃尼迪斯发现，在维他命E与心脏病的结论被推翻的数年之后，还有一半的科学论文将其当做正确结论加以引用。
形势并非完全令人绝望。大部分的基因学者已经修正了他们的方向，提高了统计标准，但在其他领域仍然需要清理门户，埃尼迪斯说。例如，外科手术实施的必要性几乎没有被验证。他说：“我不会感到惊讶，一大部分的外科手术是建立在子虚乌有之上的，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他们就会消失。”那同样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美国医疗协会杂志前编辑乔治·伦德伯格估计：如果严格的实施埃尼迪斯推行的标准，美国每年可以节约七千亿到一万亿的卫生保健费用。
当然了，并非所有传统的医疗保健知识都是错误的。吸烟致死、病态肥胖或体重严重不足也会使人早死，经过处理的肉食品提高了患某些癌症的风险，而控制血压则会减少中风的危险。提醒消费者：医疗保健知识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能被大量的、随机的、受控的病例证明其正确性，这比某个药物或食品的最新热门消息来得更加重要。
来源：译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