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有一些能够让你感到饥饿的东西：观、闻、读，或是想着食物。听音乐让你想起一顿美餐。路过一处你曾经享受过美味食物的地方。即便你才刚刚享用过一顿丰盛的午餐，想象着那些好吃的东西也能让你食指大动。真实的饥饿，在另一方面来说——一种生理上需要食物的感觉——并不是很重要。当你走过一家甜甜圈店很自然你会想要一个甜甜圈。研究表明刚刚吃过大量东西的老鼠在想吃巧克力麦片上的欲望和那些饥肠辘辘想吃实验食物的老鼠相当。人类看上去似乎也是也没什么不同。我们摄取食物往往是因为我们想吃——不是因为我们需要进食。最近的研究显示出我们的生理饥饿等级，事实上，这与我们说我们所感受到的或我们需要消耗多少食物的饥额度方面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在关于什么意味着饥饿的这一观点上这是与大众思维相背离的。以传统的观点来看，饥饿被很大程度上认为是一种生理反应：我们的身体变得空虚，因此，为了保持平衡——身体状态的维持——在血流和胃里释放出一些荷尔蒙对大脑传达一种是时候来补充资源了的信号。我们进食、消化。我们消耗光身体里储存的能量。这样的过程反复进行。“关于延长杜绝进食时间的行为学和生物学效应方面大约有上千项研究”迈克尔·劳，一位70时代后半期就开始研究饥饿的心理学家，目前正任教于德雷塞尔大学如是说。

        然而杜绝进食在现代发达社会中一般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当我们的先祖奋力消耗卡路里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冰箱或是去一趟超市。结果就是，尽管新生儿表现得更像是动物和我们限制卡路里的祖先一样——他们在生理需要时才会进食（并会在他感受到的时候让你知道）——这种内部性的依赖很快就不复存在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逐渐依靠建立在外部性、社交性以及文化性的提示了。婴儿大约在12月的时候。[已经有表明]成人的进食提示的信号——以及我们在家里学到的进食行为经常会伴随我们一生。劳称其为在原状稳定和享受饮食之间的不同：为了生存而进食和为了愉悦而进食。

       环境提示影响饥饿这一想法不是新鲜事物。最早在[1905]的时候就有了。，伊万·巴普洛夫将其描述为受过训练的狗在听到铃铛响的时候会流口水。在20世纪70年代，法国肥胖研究者弗朗斯·贝利叶提出人们饮食的时间和份量“本质上取决于社会文化因素，“这反而超越了传输到我们身体的生理信号。生理机能，换言之，已经成为了第二考虑因素。

      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却很简单：在一天某个时间你学会变得饥饿。你计划好在工作时间的午餐休息或者按你肚子咕咕响的时候决定家里的晚餐时间。即使你早餐的时间过早或过晚，你的身体已经适应了午餐时间段并开始释放某些化学物质，诸如血液中的胰岛素和胃里的饥饿激素，在你特定习惯的参与下，不论你是否是一位实际上的卡路里消耗者。新的研究进展已经进展到建议何时你该选择（或不选择）进食可能是因为体重的增减比你消耗的全部卡路里的多少更加具有预见性。我们的身体内部没有一个闹钟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每一个器官-包括与饮食相关的器官——都有一个它自己的生理节奏性的闹钟，这个闹钟在我们何时进食时十分敏感且精确。如果有两组他们消耗同样数量的卡路里但是第一组在一天的白天进食而第二组在夜晚进食，后一组肥胖的几率达到前一组的两倍。在一项试验中，两组人被要求在12周的时间里每天吃同样卡路里的食物。一组人进食更多的早餐，另一组晚餐吃的更多。早餐组减重更为明显。

       2011年，马克·布托，一位来自佛蒙特大学的心理学家，做了一次对于特定食物渴望的增强或是，概括说来，一种想吃得更多的欲望这方面不同种类条件性以及实施性刺激的回顾。他发现有两种提示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在一方面，有特定性食物提示：某种包装或是颜色与偏爱的食物联系起来（与众不同的红色和橙色的多力多滋标志和袋子）某种声音（某个人撕开袋子），某种味道（薯片香味），或是某种口味（咸味的暗示）。但是同等重要的却是与食物不相关的环境提示：在沙发上你一边吃爆米花一边看电影，一次社交性的聚会比方说超级碗party，一场体育比赛，一座购物中心。这些提示，反而很难忘。如果你有在看“广告达人”时吃奥利奥的习惯，看一集不吃饼干就会很难过。（电视，事实上，是一种非常难以控制的刺激；[不论周围其他条件]

      即使是最在意自己身材、理智饮食的人也会发现他们在周围环境不断充斥着吃、吃、吃的提示下意志也会变得动摇。“我们环境中充满具有高度压力性的食物，它们含有大量卡路里，大量脂肪而又很便宜，”劳说。每当我们屈服的时候，我们自控下次不必吃的的数量都会增加。在每时每刻都接受诱惑的环境下，持续抵制的成本相当高。有很多次你都可以在拿走一块放在篮子里的一大盘猪肉之前忽视他们。

       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败下阵来并开始吃起了零食——如果发生了像这样的事——我们不仅在开始吃的几分钟里变得有点儿更加饥饿，还会在不久后又重新变得饥饿起来。在一系列影像学研究中，劳和他的同事既观察到在享受美味食物时的大脑又观察了当食物被消耗时的大脑，并发现一种恼人的模式。在人们品尝到新潮而又令人愉悦食物的前几次里，大脑回报的是喜悦——在我们准备吃东西和大饱口福之后也同样如此。在进行过一段时间之后，一些东西有了变化，“如果你持续性保持做这件事情的话，一段日子之后，就开始发生反应于食物消耗的回报力度的缓慢减弱，但回报对信号反应，预见食物的提示变强了。”劳说。换句话说，我们的愉悦的中心因对一块美味食物的期待而变得兴奋。“这是恶性循环”劳说。“你吃越多的好吃的食物，就越难抵制它。但是实际情况令人震惊，你从食物中获得的回报，开始减少，所以你想吃更多以获得更多相同的回报——但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进一步降低食物的价值并加强食物的信号。”环境提示变得越强，生理反应越弱。错误的饥饿循环以及非常真切的进食变得更难摆脱。

       或许其中的一个原因即减肥的干预失败，是他们所拥有的，就大部分而言，以个人生活方式选择为中心：你锻炼抑制和自控的能力。因为环境诱惑只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强，那些成功减肥的人可能会发现防止反弹会变得更难。它需要更多的努力——在巨大的环境诱惑的面前。劳的解决方法是关注环境：生理上的饥饿提示会替代我们的基本生理机能。“如果超重人群面对的大多数问题是暴露在太多不断增长比例的好吃的上面的话，这就是一个强烈的治疗的暗示，”他说。

       在上个月公开的一份研究中，劳询邀请132位超重人士参加一项为期12周的减肥项目中——一个基于[LEARN]的传统方式。（生活方式、运动、态度、关系、营养）模式，结合使用快速瘦身替代餐以及在改变生活习惯上提供咨询。参与者，平均瘦了大约13.5磅。之后劳任意要求他们选择四项中的一项维持生活规律。前两组选择了在一开始的项目中交给他们的两项中的一项。一组，称之为控制组，继续按照LEARN计划，但不再食用替代餐，而是接受指导，在自己的节食套餐中混入那些维持相同卡路里摄入的传统食物。第二组，继续每天提供一餐和一份小食的精确模式的替代餐。

      并教给剩下的两组新的方法，劳称之为“能量密度”：主要关注学习如何购买和准备食物，以营养学家芭芭拉·劳斯已经普及开来的“Volumetrics”系列丛书中的方法为基础，所购买的每一磅都要比其他食物都要含有更少的卡路里。每一组接受固定的作业以帮助他们建立新的购物和烹饪习惯。并教导在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减少暴露在高密度食物的情景：汽车里、工作时、家里。第三组继续接受快速瘦身替代餐，一天提供一餐和一份小食；第四组完全转向传统食物。并且不再去管第三组和第四组的方式——当你从已经开始的研究回来时同样的自动售货机将会置放在你的办公室里——但是人已经变了，他们会首先说他们带到工作场所的午餐和他们沿着走廊走的超市。

       调查者会及时地在三个时间点追踪每一位参与者的体重（还包括其他测量数据，包括血压、血红蛋白、腰围、体育运动、以及家庭食物环境）分别是在研究开始后第十二个月、第二十四个月和第三十六月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各组之间体重的差异并不大。但到了最后，出现近乎完全性的不同。一年之后，各组都保持相对稳定。在第二十四月的时候，自己坚持重复替代餐的总体上反弹了3磅，控制组反弹了5磅。但是那些学会创立一个较少能量密度环境的只反弹了不到1磅。实验到了最后，在三十六个月之后，差别更加显著。控制组平均反弹11磅，替代餐组反弹5磅。但在能量密度为中心一组，同时学习将所有食物替换成低路里的以及完全转向传统食品来代替替代餐的那一组，只反弹了1磅。

       没有任何提示是不可改变的。改变你所处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建议道——去买低能量密度的食品，将多力多滋放到橱柜顶上，改变通勤道路这样你就不会开车经过甜甜圈店门口——你可以在改变根深蒂固的饥饿模式方面按自己的步调走得很远。当问题出现在我们吃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去考虑我们是如何感受的而应该更加注重——并小心谨慎——何时、何地、如何去吃。就像那位英文教授同时也是著名的警句家的梅森·库利所评说的；“我追求愉悦，但却吝啬、多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