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6月的一个早晨，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科研所，接待我的是郭莲笙，她自我介绍是从团校调来的，这就使我感到亲切。接着她带我到情报资料研究 室，原来肖天铎和张人民过去都见过，他们对我都很客气，这样就打消了我的陌生感。最后所长赵斌同志见我说：“欢迎你到所里工作，王琳同志介绍了你的情况， 你在国际司工作很努力，我们对你很了解，希望你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这样，我成了科研所的一员，一直到1992年退休，可以说我和科研所同呼吸、共命 运，整整呆了32年，这其中虽然经历了十年浩劫，下放一次，但我一生中工作最长的时间是在科研所。因此科研所对我这一生，尤其是学术成长有决定性意义。

初到科研所，对我来说一切从零开始。这和过去在国际司的工作几乎有天壤之别。我抱着从头学起的心情，知道要有一个适应过程。情报资料研究室在当时就是一个 翻译室。几位能手也都是过去苏联专家的翻译出身。他们熟悉体育业务，具有较高的俄语翻译水平，而我只懂法语和英语，所里英、法语资料几乎没有订购，所以一 开始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只好从复习外文下手。偶尔替运动生理研究室的同志翻译一点资料。同时我在图书馆借了些体育业务书学习。到了第 二年，情况有所改变，我们订了法国的体育报《队报》和几份英法文体育杂志。这样我才有了用武之地。

从学术成长的道路来看，我在科研所可以归纳为以下3个阶段：

1.1960-1966年：这是我的知识储备时期。我的外文水平并不高，尤其体育业务也不太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学习和积累。我只能笨鸟先飞，整天翻字 典，做卡片，但比起室内其他几位俄文高手，差距很大。他们订指标，每天毫不费力地能翻上万字，而我开始每天翻一千字也很吃力。后来大家认识到，我们不是翻 译室，是研究室，因此，情报研究成为我们室的主要任务。这样我就能发挥我的优势，在情报研究上下功夫。我当时分工篮球和乒乓两个项目。1961年恰逢第 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赛前不久传来日本选手木村横扫欧洲的消息，说是有一种“魔球”几乎无敌手。这引起国家体委和国家队的特别重视。我们接 受了这项特殊而又紧迫的任务，要把日本的新技术情报弄到手。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由日文翻译林国本、英文翻译方正平和我参加。我们查阅了日文、英文、 法文、匈牙利文和瑞典文的乒乓球杂志和书籍，由于日本人好吹嘘，流露了很多信息，于是我们加以综合分析，终于弄清楚了这种所谓“魔球”的来龙去脉，其实就 是加转上旋球，后称为“弧圈球”。由我执笔，写了一篇情报综述，还附有图解，题为《日本乒乓球运动一些情况的综合资料》，做了详细的解说和分析，除及时提 供国家队进行针对性训练外，同时在《体育科技资料》和《体育报》上发表。国家队因此大获全胜，所以在北京体育馆的庆功大会上，贺老总在报告中特别表扬说： “这次科研所立了一大功。”这对我们体育情报工作既是鼓舞也是鞭策。接着在1963年，遇到世界篮球锦标赛，巴西队以身高劣势获得世界冠军，这符合贺老总 提出的“小个打大个”的号召。我发表了《现代篮球运动中的身高问题》，分析了巴西队获胜的原因，论证了身高并不是篮球运动中取胜的唯一因素，技战术可以弥 补身高的不足。这篇文章受到篮协主席牟作云的赏识，他让我到国家队介绍了世界锦标赛的情况并提名我为篮协委员。这两件事使我初露锋芒，奠定了我从事体育情 报研究的信心。

2.1972-1979年：1972年我在干校给体委党组打报告，提出体育情报工作不能中断太久，王猛主任立即下令先调我们6名体育情报人员回京，在科研 所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我们出版了《慕尼黑奥运会消息》，及时供国家体委领导参考。科研所恢复后，我们重新分工，我负责宏观体育研究。这时拨乱反正，百废待 兴，我在1977年根据多方面的资料编写了一篇《国外体育科学发展概况》，这篇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除在体育报刊发表外，《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及其 他报刊转载达15次之多。同时我还在所内外报告多次。受到普遍欢迎。问题是当时很闭塞，大家都渴望获得一些国外的信息。这对于借鉴和指导我国体育科学的恢 复和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接着在1978年，我又发表《外国青少年训练体制简介》和《国外开展学校体育的一些情况》，并应邀在国家体委和国家教委先后召 开的全国性会议上报告，使大家耳目一新，受到重视和好评。1979年，我的政治问题得到彻底改正，我以极大的热情，给体委党组写了一份报告，题为《加速发 展我国体育事业的几点建议》，重申了我在反右斗争中的正确意见。这份报告得到党组的赞许，王猛主任亲自批示印发所有司局长传阅。其中有些意见被采纳并付诸 实施，这大大鼓舞我的工作热情。

3.1980-1992：这是我学术活动比较成熟和活跃的重要时期。我的长篇情报综述《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问题》是我对体育认识的深化，我从体育的起源 和现代体育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学习和思考，终于首先提出在我国实现体育现代化的问题。这在当时体育理论界引起了极大兴趣，也有争论和质疑。但我以极大的热 情宣传我的观点，文章首先在《北京体育学院学报》发表。全国体育刊物转载6次，在各地讲学15次，河北、天津和山西都出版了单行本。可谓轰动一时。接着我 就以体育现代化为主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文章。最终这一概念为国家体委所接受，在正式文件中用了“体育现代化”的提法，对我是极大的鼓舞。

这一时期，我一方面协助建立科研所的科研管理机构，一方面探索体育科研 管理的规律和方法以及从科学学的角度，参考钱学森的科学体系的理论，建立体育科学体系，成为国内这方面的理论观点之一，并得到钱学森同志的亲口赞许。我曾 代表体育科学学会参加全国交叉科学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的报告，和全国著名科学家进行了交流。在此期间，我参与建立体育情报 学，并编写了《体育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同时引进了《比较体育》新学科，在北京师范大学体育系高年级和研究生开了这门课程，编写并出版了《比较体育》教 材。在全国各地多次办培训班讲授这两门课程。此外，对于当时学术界流行的关于新技术革命和未来学的研究，我也不遗余力，先后发表了《世界新技术革命与体育 未来》、《信息技术与体育未来》、《未来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和集体创作《2000年中国体育》，这些文章具有超前性，充分体现我的情报意识和对新事物的敏 感性，显示了我的学术优势。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论文集《体育现代化》，这本书流传很广。记得我有一次从香港回内地经过广州给体育干部讲课，市体委 张主任在主持大会时说，他做的体育改革的动员报告，就是根据我的《体育现代化》的内容，这使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从事奥林匹克研究很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但其中中断了一个时期，但我在80年代首先发现顾拜旦的《体育颂》，1982年在《新体育》杂志发表了我 和陈国平翻译的诗篇，被体育理论界视为经典。我纠正了过去的顾拜旦的译名，一直沿用至今。同时我根据原著纠正了过去对“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的误译。至于我 专门从事奥林匹克研究，是退休以后的十几年，特别是对顾拜旦的体育思想和奥林匹克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发表了大批文章。我强调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与教育价 值，退休后我到全国10省市巡回讲学，1996年出版了《熊斗寅体育文选》，在2008年出版了我的第3本论文集《圣火在燃烧》。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来函表示肯定和赞扬。我总计出版专著5本，合著和论文集25本，发表文章200余万字。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我先后在亚、欧、美洲参加过10多次学术报告会，发表论文或做主题报告，并在上海主持过一次亚洲比较体育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资讯网 站上都刊登了我的名字并介绍了我的学术成就。我有自知之明，充其量我只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有人给我戴上专家、学者，甚至权威、泰斗等头衔，我是万万 担当不起的，我回顾这一生也不能算是碌碌无为，虚度年华。我仅仅是共和国大厦的建设者中的一员。是体育理论界的一个新兵，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饮水思 源，我的一切学术成就离不开科研所这片沃土，我的学术成长一直孕育在科研所的摇篮里。

（我在博客发表我对体育科研所的回忆文章，目的是想让青年朋友们对我有更多的了解，时代不同了，你们的发展道路要宽广得多，但我体会，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一个人成功的最重要的是勤奋。中外古今，莫非如此。）

来源：圣火-我的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