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情报学会是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最早成立的分支学会之一。成立初期，在我们体育科技界对体育情报还缺少认知，并不以为它是一门学科。由于我参加了北京情报 学会的活动，对情报学（现改为信息科学）有所了解，所以我和几位同志是积极参加筹备的体育情报人员。学会成立后，事实证明，体育情报学会是比较活跃的一个 分支学会。我们从1983年到1986年的最初4年间就举办了4次体育情报学术讨论会，同时还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济南、成都、扬州等地 分别举办了体育情报管理人员培训班。内容包括情报理论、情报研究、情报翻译、文献检索和声像情报，这些活动不仅普及了体育情报知识，而且为各省市培训了一 大批体育情报管理干部。同时使我国体育情报理论与实践得到了总结和提高，为学科建设打下了基础。我作为体育情报学会的秘书长和常委，当然在组织、推动和参 加这些学术活动中极尽全力，同时自己也得到提高。在此期间，我发表了一批有份量的情报研究论文。例如：《现代体育与体育现代化问题》、《体育科学体系初 探》、《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体育情报与体育科学》、《关于我国体育科研体制的初步探讨》、《浅论新技术革命与体育》、《信息技术与体育未 来》、《未来社会对体育的需求》、《情报与体育情报》、《试论体育情报与比较体育的异同》。这些论文均先后在《体育科学》和中央一级报刊发表，取得很好的 社会效益。记得在学会成立十周年的大会上，《体育科学》杂志的编辑吴玉芳同志在总结发言中宣布，在过去十年中，在《体育科学》表文章最多的作者是我和田麦 久。同时我是学会科普刊物《生命在于运动》的编委，该刊出版时间不长，几乎每期都登载我的科普文章。

1988年3月，我们体育情报学会的几位同志，大部分是学会委员，在国家体委科教司的支持下，成立一个课题组，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体育情报理论的专著， 名为《体育情报工作理论与实践》，这本专著开创了我国体育情报理论建设的先河，为教学科研提供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教材和资料，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并先后获得 1989年体育科技进步二等奖和1992年全国优秀情报成果三等奖。

有件事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1985年春天，我代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参加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交叉科学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例如大家熟 悉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都参加了会议。我有幸当面向钱学森同志请教了关于建立体育科学体系的问题。这是当时体育理论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 题。我事先已经把我的论文给他寄去，所以当我向他提起时他非常客气并毫不犹豫地说：“你的大作我已经拜读了。我很赞成你对科学体系的理解，体育科学是一门 交叉科学，你提出的体育科学体系是可以成立的。”我受到极大鼓舞。当时《光明日报》记者给我们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永恒的纪念。我在这次会上向与会代表报 告了《体育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同年我获得学会先进工作者称号。

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北京体院听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傅浩坚博士介绍国际比较体育的学科动态，我感到比较体育和体育情报有很多相同之处。后来国际 比较体育学会主席埃里克·布罗姆率团来华访问，我在接待中和他交谈，他认为我们的情报研究与比较体育有异曲同工之效，所以他就表示邀请我在1986年出席 即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报告会。我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了《各国体育科研体制的比较研究》，受到与会学者的好评，从而使我 产生了在国内引进和推广比较体育的决心，也奠定了我从事第二研究领域比较体育的基础。我认为我从情报研究向比较体育过渡是顺水推舟的事情。于是在学会的支 持下，在体育理论学会成立了比较体育学组，逐步开展工作；同时，我发起在天津等地举办培训班，首先促成体育院系开设比较体育课程。我本人也受聘担任北京师 范大学体育系兼职教授，为研究生和高班同学开设比较体育课程。我自编的讲义在北京亚运会前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教育部定为参考教材和亚运会展销书。在此 期间，我先后发表了一批比较体育论文，如《开展东西方文化对体育影响的比较研究》、《各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比较研究》、《海峡两岸体育制度的比较研究》 和《欧共体13国体育体制的比较研究》，并继续参加了在香港和布拉格举行的两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讨论会，获得国际比较体育学会颁发的贡献奖和聘任为该会学 报的亚洲编委。

在学会的大力推动下，全国至少有10所体育院系开设了比较体育课程或讲座。1994年12月12-13日，学会在上海浦东举办了亚洲比较体育研讨会。与会 有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200余人，主题是《迈向21世纪的亚洲体育》。这一盛会不仅反映了我国比较体育的发展，也推动了这一学科在亚洲的开展。我除协助 主持大会工作外，还在会上报告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的比较》。这也为我在1997年应邀参加第五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做主题报告作了准备。 我的大会主题报告题目是《从国际大众体育展望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发展前景》。这次报告会是在北京体院举行的，我第一次运用复合多媒体技术来演示，包括投 影、幻灯和录像同时操作，这在我国体社会科学界还是创举。

我的第三研究领域是奥林匹克研究，这要从我1952年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调体总组建体育外事部门算起，因为当时的第一项迫切任务就是筹备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但当时一无所知，只能算是了解一点情况，根本谈不上什么研究。

1982年春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国家体委楼梯下的一大堆废旧书报中发现了一本《奥林匹克理想——顾拜旦体育文选》法文版，我如获至宝。阅读发现有顾 拜旦的一首散文诗《体育颂》，我很稀罕。就和当时刚调来的法语翻译陈国平商量，决定我们合作翻译出来。后来投到《新体育》杂志，主编郝克强同志大为欣赏， 认为这是奥林匹克经典文献，发表后在体育理论界和文艺界都引起热烈反响。纷纷转载。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北京举行的一次文艺表演中，一位演员朗诵 了这首诗篇，北京电视台体育台以《体育颂》为开始曲。最令我感动的是在

1998年第一次申办北京奥运会期间，元旦在中华世纪坛举行隆重的纪念顾拜旦诞辰的大会。会上北京市少年宫的小朋友分别用清脆的童声朗诵了中、英、法文的 《体育颂》。当他们得知我是《体育颂》的译者，纷纷前来和我拥抱、握手，要我给他们签名留念。有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顾拜旦”的译名是我在发表《体育颂》 时根据法语发音纠正过来的。过去译为“古柏丁”，这是根据英语发音，是不符合翻译原则的。人名必须按照本国语言发音来翻译。至今港台仍用“古伯丁”或“古 柏坦”，这是不合适的。“顾拜旦”的译法完全符合法语发音，如果你按汉语标准普通话发音，法国人一定不会误解，一听就明白是谁。同时从汉语的字义来看， “拜旦”是指早晨向东方礼拜的意思，颇有文人气息，符合他的身份。这个译名已为大家认可，一直沿用至今，我感到很欣慰。

我的奥林匹克研究在退休后一直没有中断。我参加了《奥林匹克运动》教材的编写，也先后在《体育文化导刊》、《体育与科学》和《中国学校体育》等杂志发表了 长篇连载的讲座。此外近几届奥运会前后都发表了系统的评论和接受央视及电台的采访。北京奥运会前我出版了我的第三本论文集《圣火在燃烧》，选收了我近10 多年来发表的100多篇奥林匹克文章中的54篇，共60多万字。我赠送给国家体育局领导和奥组委有关同志，并寄给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和国际奥委会图书馆， 附去英文前言和目录。罗格在来信中表示：“非常感谢您寄来您的著作《圣火在燃烧》。我匆匆阅读了您书的前言，发现您的书十分引人入胜。它表明您对奥林匹克 运动和中国体育都有很深刻的理解。希望您在未来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在本书中很大的篇幅是关于顾拜旦的体育思想研究，这是我近5年来的研究成果。其次 是我就奥林匹克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完成了“六论”。我理解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是教育，所以我坚持认为北京奥运会后要想使奥林匹克运动扎根中国，必 须继续进行广泛而普及的奥林匹克教育。尽管我退休后基本上没有参加学会活动，但我的研究工作是继续发挥余热，而不是新的开始。当然我要感谢学会的《体育科 学》推荐我的著作。今年又发表我对建立奥林匹克学的呼吁（《体育科学>2010年第一期发表我的《关于建立奥林匹克学的思考》）。这说明我的学术研 究还没有离开学会的支持与关怀。

我始终认为，科研所是我一生中学术成长的摇篮，而学会是我学术攀登的扶梯，二者缺一不可。学术研究不可能闭门造车，也不能固步自封，一切研究都需要广泛交 流、集思广益，所以学会活动正是为我们科研工作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和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认清，学会是社会团体，不是政府机关，因此它应该保持自己的特 性，不要过多受到行政的干扰，也不必过多考虑它的级别。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30周年之际，我以感恩的心情祝贺学会30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同时我祝愿学会 三十而立，更加壮大，更加成熟，进一步发扬学术民主，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真正成为体育科技工作者之家，为推动体育科学的发展和科技人才的培养再立新功。

来源：圣火-我的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