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8月23日记者孔宁就以《他们是真正的大学生吗？》为题评介了本届大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组成情况，他调查证明，中国代表团夺取的145枚奖牌中 来自专业运动员的占主要部分，尤其获得金、银牌的几乎都是专业选手。他们都有一个挂名的学籍，但不是真正的大学生，只能称为运动员大学生。这个大学生是有 水分的。而外国运动员由于训练体制不同，他们的优秀运动员极大部分来自学校。据我所知，美国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60%来自大学和高中。他们确实做到学习和 训练两不误。一般每天课余训练两小时，赛前加量。但学习成绩毫不含糊，不及格就不能参加训练和比赛，所以在美国就不可能出现运动成绩优异而文化水平底下的 运动员。也不可能出现像张尚武这样拿了金牌流落街头乞讨为生的运动员。所以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纵观现代体育史，体育是从社会走向学校，又从学校走向社会的过程。现代体育之父托马斯•阿诺德的最大功绩就是在英国首先把体育列为学校课程，他深受现代奥 运会创始人顾拜旦的推崇。早期的运动竞赛也是在学校和校际开展，如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传统划船赛，一直延续至今。后来各个项目的发展，形成了国际国内的 各种竞赛，为了争取好成绩，于是才出现不同的训练体制。
我在1988年香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比较体育学术讨论会上，发表了《各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的比较研究》。1992年在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报告了《欧共体 12国体育体制的比较》，同时给国家体委全体干部作了报告。我当时把世界上现行体制归纳为三类：集中型（集权型）、分散性（分权型）和综合性。集中型以原 苏联为代表，我国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即所谓“举国体制”，基本上由国家以行政手段来领导体育。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迅速提高成绩的有效手段。举国体制对我国 基础十分薄弱的条件下迅速赶上世界水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分散型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体制，大多数西方国家采取这种体制。他们政府基本上对竞技体育不加干 涉，一切由民间炒作，真正做到了体育社会化，由社会来办体育，政府只掌握政策和实施法律。综合型以法国为代表，尽管目前法国竞技运动水平还不高，但这是解 决学训矛盾的一个途径。政府既有管辖体育部门，但放手由民间开展活动。我认为这是一种训练体制改革的方向。
我们在建国之初就是向原苏联的体育体制学习，但我们和苏联也有些不同，苏联在帝俄时代，学校体育很不发达，为了与美国抗衡，不得不采取少体校这种速成的捷 径。于是东欧和我们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需要出发纷纷仿效。但苏联体育基础不同，他们有些项目的运动员就是真正的大学生，例如多次打破重量级举重世界 纪录并取得奥运会冠军的费拉索夫就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我们长期采用部队式的封闭管理，由少体校层层选拔，采用三级训练体制。应该说在迅速提高成绩方面很有 成效，但也带来许多弊端，特别是使训练与教育脱节，不能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给社会带来负担，也没有尽到国家义务教育的责任，运动员退役后除极少数 外大部分前途堪忧。由于运动员淘汰率很高，运动寿命有限，又缺少文化教育和技术培训，几乎所有独生子女的家长不愿担当这个风险，使运动员的生源越来越少， 这是很现实的社会问题。对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最近在三篇博文中先后谈到单飞的李娜，退役的姚明和斗殴的王濛都涉及训练体制问题。尽管他们的问题不尽相同。李娜认为现行体制不利于她的发展；姚明是世 界体育明星而后继无人；王濛则是缺乏教养动手打人。设想我们如果把运动员的训练和教育相结合，不仅不会用那么多的运动员大学生去参加大运会，而且我国的优 秀运动员就有可能不断从学校中涌现。大运会后我高兴地看到不少网友发表了看法，媒体也有评论，特别是我们教育界的同志们发表了看法。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地希 望我国训练体制要有一个180度的改革。
1993年5月24日，原国家体委在总结15年体育改革的基础上，制定了深化体育改革的政策措施，文件指出：
“深化体育改革要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改革，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 夜增长的体育需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改革的总目标是，改变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现代化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 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力争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新体制。”
这一段政策措施说得多么好啊！但是20世纪已经离开我们12年，我们的改革目标实现了吗？北京奥运会后我们听到的声音和这一改革目标似乎不太相符，难道文 件失效了吗？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将近20年，可能闭目塞听，但我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训练体制改革停步不前。
现代体育发展的三大趋势为大家所熟悉，也就是国际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前二者容易理解，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并走进知识体育的新时代，这一点 不可否认。而社会化大概人们还不太理解。我们说全民健身社会化大家都明白，至于高水平竞技体育如何社会化的确对我们是个新课题。2003年我受命参加总局 《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当时我已77岁高龄，我和胡利军同志去江苏、浙江和上海调研，分别会见了三省市的主要体育领导和有关人 士，进行了无拘束的畅谈。我得出的印象是大家对体育改革的进展很不满意。后来我们完成论文送总局领导参考。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举国体制。大家反映国家统 的过死，高度集中，不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给地方越来越大的负担。
我认为，改革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走了近60年的成功老路，一下子要改弦易张，谈何容易。但是世界潮流迫使我们不得不 改，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也迫使我们非改不可。我主张还是要循序渐进。采取先立后破的方针。首先教育部门要加强学校体育的领导，增加必要的体育经费。在有条 件的大中学校建立单项运动俱乐部，各有重点，不可能全面开花。然后利用节假日和假期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地区和校际单项竞赛。同时改善场地设备，培养专职 或兼职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后者各级体育部门要给予大力协助。制定5-10年规划，不要急于求成，但要踏实可靠，并不断总结。最后达到深化体育改革所规定的 目标。建立综合型体育制度。各级体育院校要承担国家队和省市代表队的集训任务。参考法国体院的做法，入学时间机动，不受普通学校规定的限制，一年四季都可 以入学。学制和课程灵活。可根据请况读2-4年。如愿在校外读其他专业的也可以，学校给予支持和帮助，但须住校并保证不误训练。现有少体校和运动技术学校 的教练员和文化老师，可以逐步安排到中小学担任训练和教学任务。学校教练员和体育教师是两个不同系列，可以互相兼职。
从所周知，要完成这项改革，必须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通力合作，过去也正是因为训练体制问题，双方关系不太协调，但为了深化改革，互利双赢，大家要开诚布 公，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发展和保持我国高水平竞技体育的优势，不仅会培养出大批真正的大学生运动员，而且像姚明、刘翔、李娜这样的优秀选手将不断从学校中 涌现。在经济来源方面，也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根据不同项目，争取社会和企业的长期赞助。据我所知，香港的许多单项运动协会后面都有企业的后台，这样经费就 能得到保证。这就是体育社会化的特色。香港能做到的，内地一定也能够做到。
除了学校在培养优秀运动员方面要起到主导作用而外，在学校打好基础的社会人士也将在运动俱乐部的训练中登上世界体坛，这是很自然的，国外也不少这样的范例。
我们不仅期待着未来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中国代表团都是货真价实的大学生，而且我国竞技体育训练体制会出现一个社会化的全民体制的新局面。
来源：圣火-我的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