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冠军奖牌,王军霞带给中国体育的还有一个全新的思考: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的个体命运应该获得何种尊重。


  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王军霞的身体已经差到让所有人觉得快坚持不下去了。她消瘦,一直在发烧、腹泻、胃痛,很难吃下东西,不敢随便运动。
  领导和教练都劝她放弃女子5000米决赛,集中全力争取10000米。她是后者的世界纪录创造者,而前者,她在预赛中仅排名十二。
  但她对自己有把握。5000米决赛时,她格外活跃地热身。在此之前,为了隐瞒病况,人住奥运村以来,这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23岁姑娘忍住了好奇心,从没出外参观过。
  “你到了世界级的比赛,就必须得具备世界级的心理素质。这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那时候对运动员心理素质的训练很少。”现在想起“心理战术”,王军霞都会很得意,“她们不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只知道我的成绩,这会给她们压力。”
  她把压力带到比赛。一个天生属于赛场的人,一上场,所有痛感都会消失。比赛进行到11分钟后,她和跑在第一位的肯尼亚选手孔加已经把其他选手甩开一大截。王军霞紧跟在孔加身后,“控制呼吸,一点声音也不发出。对手心里就肯定很毛,会觉得,她怎么一点都不累,喘都不喘一下。”
  最后800米,黧黑瘦削的王军霞开始冲刺,很快把孔加抛在后面10余米,并将差距越拉越大。离终点线30米左右时,王军霞举着双手挥舞示意,并以这样的姿势撞线。“当时谁也没想到我会得冠军,对国家的自豪感真是到了最高点。”
  带着这样的情绪,王军霞继续在赛道上挥手奔跑。看台上有人扔来一方叠得很整齐的中国国旗,她急急抖开披在身上,五星红旗随着她的奔跑而舒展。

  冠军身后的教练们

  没开始职业训练前,王军霞已经有一位“教练”:大连第68中学的体育老师庞厚东。这位民办教师到现在仍藉藉无名,但他充分开掘了初中生王军霞的中长跑天赋。把王军霞选拔进大连体校、通常认为是王军霞启蒙教练的王时忠表示,进体校时,王军霞的基础已经比较扎实。
  除了每天课后的专业训练,庞厚东带给王军霞的,更有一次机会,尽管这机会最后是由王军霞父亲王有馥争取到手的。1988年大连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召开,庞厚东向学校推荐初二学生王军霞跑1500米。他向学校解释,他对照了历年的比赛成绩,只要王正常发挥,就能夺得名次。但地处农村的学校承担不起参赛所需的各种费用,决定放弃这个没有定数的名次。父亲王有馥找到校长,承诺费用自己出。
  王军霞在比赛中拿了冠军,她这样向《新世纪周刊》解释她运动生涯的起点:“我本身做运动就是偶然,跟人家专业练了好多年的人一起比赛,拿了冠军,发现自己有个特长,因此也热爱上了这样一种状态。再苦再累,我觉得也值得,因为有追求。”
  王时忠在这次比赛中发现了王军霞。一个1米56的孱弱细瘦小丫头,毫不起眼,“可她一跑起来就把人吸引住了,跑得很舒展,步频快,该加速时就能加起来,冲刺时候有速度。特别有那么一股子不服气的拼劲儿,这在运动员素质中是最重要的。”
  比赛结束后,王时忠特地测了她的脉搏,恢复很快。他认为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中长跑材料。1988年10月,初二学生王军霞被选拔进人大连体校。
  从68中到大连体校时,王军霞的1500米和3000米成绩已达到一级运动员标准。3年后,她从大连体校到辽宁省田径队时,已达到健将标准,接手她的教练,是马俊仁。
  相比讲究科学化训练的王时忠,马俊仁的方式有点神秘:全封闭的训练,据说有能恢复与增强体力的独门秘方。他所带领的马家军,在1993年总共破了66项世界纪录。虽然王军霞的个人实力最突出,但老马却觉得自己能“说破啥就破啥,说让谁破就让谁破。”
  马家军的训练就是高强度的跑。早上4点半起床,跑20多公里,吃早饭,睡觉;吃午饭,下午再跑20公里,睡觉,吃晚饭。运动与吃饭会间隔一定的时间。晚上所有人挤在马俊仁屋里听他训话,马导宣布散了,大家才能回屋睡觉。而那些高价卖给各企业的营养秘方,比如说甲鱼,在运动员正常每日16块钱的伙食标准里,很少有体现。
  训练之苦,王军霞在1994年上春晚时表露过:“我们队员的脚,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钻心的疼。”年初的不谐之音,年末就发展成真格的:1994年12月11日,以王军霞为首的马家军多数老队员离队。王军霞中止训练,回家休养。“离开马指导,毛指导又没有接手前,我整个人是完全的悲观、绝望,对自己放弃,甚至是对生命也要放弃的一种状态。”
  “最开始是不想练,谁接收不接收都不要紧了。”谈起那段时间,王军霞突然黯淡下来。辽宁体委的领导多次找她谈话,希望可以继续练下去,她点名要求让毛德镇教练带。毛德镇在风口浪尖上成了王军霞的最后一任教练,并带她走上奥运领奖台。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的问题,王军霞都会从毛德望那里得到支持, “在圈子里,他对队员好是出了名的。在他身上,我就看到一种希望。”
  这位被王军霞感念地称作“爸爸”的73岁老人,于今年6月1日去世。因为带过王军霞两年,十几年来他的隐忍,在他死后陆续被大量披露:多次收到恐吓信和电话,甚至还有花圈,所带队员被离奇殴打,莫名被停发工资并留党察看,退休了还带刀防身。
  现在谈到教练,王军霞平静客观:“我的运动生涯就8年时间。从教练培养我这方面说,我都感谢他们,无论是好的经验还是坏的经验,他们都完善了我的人生。但我还要说:感激某个人不代表我就认可了他的行为,不代表我就能接受在某一时期,他在我们这些女孩子身上所做的行为。感激不代表认可。”

  一起逃离马家军

  对于兵变原因,王军霞笑道:“大家有个错误的概念,认为我是为了钱,我背了这些说法很多年。但大家有很多不知道,我在这过程中承受了什么。我要是把我所承受的说出来的话,你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的。”
  具体承受了什么,王军霞表示现在还不到说的时机:“对方是我的教练,他对外说,什么,我不好对着他讲,也不想对这个事情争个谁对谁错。我觉得我也没有为他付出什么,但至少我也没有伤害他。”
  即便她不说,其他人也做过求证。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谈到马俊仁对待队员非常粗暴:脾气上来就是一顿打骂。队员们私藏的杂志、书籍,他先撕后烧;随身听和磁带,他用锤子砸烂。不许与外界随便通信,不许与媒体或领导接触,不许与男性接触,更不许恋爱……
  马俊仁本来聘请王军霞父母到大连训练基地工作,但王有馥夫妇看不惯老师随便打孩子,没等干满一个月就回家了:“如果她犯了错,不是不能打。要是没啥错儿,你打她,她不委屈,咱还委屈呢。”
  前大连体校校长谭兵觉得王军霞一直是好孩子,“特别懂事,尊敬师长,很遵守纪律,
有自控能力,爱动脑筋。她是田径教练最喜欢的那种运动员。”但显然不是所有教练都喜欢“动脑筋”的运动员,至少马教练关心的就只有训练和成绩。
  只有训练没有思考的生活让王军霞体会到了自己的退化。1994年1月,她到纽约领欧文斯奖。该奖颁给成绩优异的田径运动员,王军霞是首度获奖的亚洲人。其他女运动员部穿着晚礼服,化着妆,唯独她,勉强穿了条裙子,素面朝天,因为觉得上衣的V字领过于暴露,仔细地拿了一只梅花鹿别针别上。
  这只梅花鹿别针,据《马家军调查》,是生产中华鳖精的圣达集团特地定制的24K金镶钻,共6只,赠给马家军当时成绩斐然的姑娘们。据说马俊仁也觉得别针精致可喜,主动提出替姑娘们保管,但没人愿意交给他。
  领奖时,王军霞异常紧张。她习惯了和曲云霞或其他运动员一起跟在马导后面,习惯了听马导滔滔不绝地发表感言。这次,她需要一个人上台并致辞。走过场时,她颤抖不已;那句背诵良久的感言,她也说得颤抖不已,说完后急忙下台。
  热爱奔跑是因为热爱从中获得的自由感,当这种体验不再,跑步还有什么意义?“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训练再苦,也都能承受得了,因为年轻,睡一觉体力就回来了。但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实在很难让人忍受。”
  这个原本拥有过人能量的女孩逐渐苍白下去。在1994年的日记里,6月,她还宣称“士可杀不可辱”:“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战胜你,让你知道人的自尊!”到了8月,她对于“即便是我默默不语,不去犯错,也会遭到他那恶毒语言的攻击”感觉“无力反抗,只有默默忍受”,甚至想到轻生和放弃跑步。
  兵变是这群“充满悲观思想”的女孩子的自救之法。“我身体素质并不好,原先的高强度训练,更让我身体透支严重,各个部分都有问题。我要走,要停止训练,也是让自己能好好活下去。”
  昔日的马家军,王军霞混得最好,她创办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健康跑俱乐部”,经常参与现任丈夫的环保事业。不需要艰苦训练,她的身体和皮肤都变好了,打扮入时,笑容自信,与当年那个一头短发的小男孩式奥运冠军相去甚远。
  当时同进退的马家军姐妹们,多数没有她这么幸运。很多人回到农村,甚至得不到一份正式工作。问起这种差别,王军霞反应激烈:“为什么有人混的差?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给安排工作的,只能自己奋斗。我们这些运动员,很多都练了10几年了,在封闭的训练环境里,很多人来自农村,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出来能够做什么?”
  工作、住冠军楼、拿奖金都和冠军王军霞无关,按照王军霞丈夫黄先生的说法,王军霞“拿了冠军就失业了,帮助王军霞拿奥运冠军的教练被开除了。”
  退役之后,她选择读法律,因为觉得自己表达能力太差,希望增强自己说话的逻辑性。因为怀孕,两年后放弃了学业,她不觉得可惜:“学习的是能力,不是文凭。”
  2006年,第一段婚姻结束,她把房子和儿子留给前夫,净身出户,开着一辆陆虎来到上海,定居下来。两年后,新的婚姻从上海开始。这些年里她做代言,搞公益,客串过记者、演员、现场解说,开了自己的健康跑俱乐部,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其他队友,联系的很少。有人质问她为什么不出钱帮一下其他贫困的队友,她的理解是钱只能救急,却无法帮队友提高生存能力。“我希望有能力去帮助人,不仅帮助我的队友,而且是更多的人。我的教练比我有钱得多,有能力的多(为什么不说让他帮呢?)大家认为我过得不错,其实我只是学会了不依靠别人活下去。”

出自: 新世纪周刊 2009年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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