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与荧屏的结缘至此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之久，随着世界各国政权更迭和意识形态的改变，东西方国家影视作品方面的差异也随之表现在体育影视作品当中。同属东方国家的且受到儒家思想统治的韩国和中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成两个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光里，中韩两国的体育电影在各自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熏陶下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一、体育电影的界定
　　什么是体育电影？国外学者认为体育电影应该包含比赛设施、激烈的赛事、运动员等三个要素，为影片的核心或在影片中占主要位置。[1]
　　国内学者认同这一观点，并进一步提出，除却纪录片和体育资料片，体育故事影片应该是：①与体育生活有关；②故事情节、人物命运往往与体育事业或体育竞赛活动紧密相联系；③较多体现体育竞赛场面。[2.3]杨慧（2010）指出，以上三要素中的①和③其实都是为②服务的，因为观众只对与人物命运有关的东西感到兴趣。因此她将体育电影描述为“它是讲述人们在世俗中建构‘体育城堡’的奋斗故事的影片”。[4]也就是说体育电影中主人公的命运应该始终与体育运动息息相关，而不应该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幌子。因此，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将诸如《精武门》《霍元甲》等以武术、武德为主题的影片排除在外。
　　同时，有学者认为体育故事片和体育纪录片也应该包含在体育电影范畴内，但是本文为了研究方便，把体育故事片和体育纪录片排除在外，把研究对象限定在剧情类的体育电影。
　　二、中韩体育电影作品的差异
　　我国体育电影起步较早，最早可追溯至1928年的第一部故事类体育电影《一脚踢出去》。在对文献资料搜集统计过程中发现，截止到2011年 12月31日，我国目前共有体育影片94部，涉及的运动项目达32项。其中，取材于同一运动项目且拍摄数量在两部以上（含两部）的有14个项目，分别为足球20部、篮球11部、田径8部、武术6部、滑冰5部、游泳4部，乒乓球、棋类各3部，排球、自行车、摔跤、滑板、拳击、赛车各两部。其他项目有击剑、体操、跳伞、冰球、马术、龙舟、柔道、跳水、帆船、舞狮、棒球、酷跑、橄榄球、曲棍球、跆拳道、搏击操、羽毛球、花样游泳等18个运动项目则均只有1部影片反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体育电影中取材的运动项目包含种类较多，既涉及了体育基础大项，如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等，也包含了我国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舞狮、龙舟，同时囊括了一些新兴、趣味性较强的运动项目，如滑板、跳伞、赛车、酷跑。从比例来看，奥运竞技类项目多达23项，占体育电影运动项目来源的70%。
　　韩国的电影起步较晚，最早的韩国体育电影始于1986年的《李昌浩的外人球团》，在断层了十多年之后，从2000年金知云执导的影片《犯规王》开始，拉开了韩国体育电影的大帷幕。从2000年至2010年10年期间，涌现了诸如《犯规王》《YMCA棒球队》《Champion冠军》 (2002)、《力道山》《超级明星甘先生》《哭泣的拳头》《马拉松》《天下壮士麦当娜》《方糖》《我人生最辉煌的瞬间》《举起金刚》《国家代表》等为中国观众所耳熟能详的体育电影，在《国家代表》取得优异的票房成绩后，2011年《领跑人》《Champ》《斗魂》《完美游戏》《只有你》等多部体育电影扎堆上映，2012年《朝韩梦之队》上映，韩国将增加一部乒乓球题材的体育电影。这些体育电影中总共涉及的运动项目达10项，具体分别为拳击4部、棒球4 部、赛马两部、田径两部；柔道、手球、举重、乒乓球、跳雪、摔跤各1部。从以上可知，目前韩国体育电影全部取材于奥运项目，且较钟情于拳击和棒球，但同为奥运项目且属韩国优势项目跆拳道、射箭这两项在荧幕中却难寻踪迹。
　　三、中韩体育电影文化内涵差异
　　中国的体育电影起步较早，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的体育电影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从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的体育电影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20世纪50～70年代）：处于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共有10部，分别为：《两个小足球队员》（1956）、《球场风波》（1957）、《女篮五号》（1958）、《冰上姐妹》（1959）、《碧空银花》（1959）、《水上春秋》（1959）、《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球迷》（1962）、《女跳水队员》（1964）、《小足球队》（1965）。由于这一时期中国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体育领域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为了表现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时期的体育电影多以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尊严为主基调。如《女篮五号》《水上春秋》，描写的是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代优秀运动员截然不同的命运；又如《两个小足球队》《小足球队》《冰上姐妹》《碧空银花》《女跳水队员》等几部影片，均是通过表现主人公技术技能高超，但是个人主义严重，无法取得应得的荣誉，但在队友和他人的帮助下，回归集体的怀抱，攻克了技术难度，克服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最终获得了荣誉。
　　二是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前（20世纪70～80年代）。在这一时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体育也和其他领域一样抹去伤痕重新上路。《剑魂》《一个女教练的自述》《高中锋，矮教练》《拳击手》《排球之花》等几部影片则都将故事背景放置于文革的背景当中，故事都具有一个模式：文革前的优秀运动员在文革中惨遭破坏，文革结束后，老一代运动员成为教练员，为培养年轻运动员呕心沥血，最终获得成功。
　　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举国体制的影响，国人对金牌和冠军过分重视，以至于众多影片将体育单纯地理解为对冠军的追逐。在这一时期的影片都以“胜利”作为最终的结局，不是主人公自己摘得桂冠，就是主人公培养自己的孩子和队员成为冠军。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代表团于1984年恢复奥委会席位后，首次参加奥运会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因此这一时期的影片开始涉猎的运动项目明显增多（见表1）。
　　三是改革开放至2008奥运会前（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这一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文化价值开始多元化，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剧，体育电影出现了从改革开放前单一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层面，逐步开始多角度、多层面更多地专注于体育文化本身，出现了一批如《女足9号》《跆拳道》《黑眼睛》等体育题材影片，试图更多地关注主人公个人对命运的把握和弘扬体育精神。
　　四是北京奥运会前后至今。2008年由于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为了宣扬人文奥运的精神，这一时期的体育影片多以奥运会为主题，如《一个人的奥林匹克》《买买提的2008》《加油中国》《鸟巢》《筑梦2008》《梦之队》等。且从北京体育电影周官网近七届展出的体育影片来看，似乎并未添加新面孔，仍是一些“陈年老菜”，从中可以窥视当前我国体育电影市场的萧条。
　　由于韩国是在2000年开始才真正出现了体育电影，可搜集到的影片资料较少。在搜集到的19部影片当中，多以主人公寻求家庭的归属为主基调。杨慧曾指出，“综观韩国体育电影，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那就是家庭的残破与修复成为主人公体育故事的重要依据”[4]，也就是说，韩国体育影片中的主人公并非是出于对体育的热爱而投身于体育，相反，体育只是他们寻找身份尊严，修补家庭关系的一种手段。主人公借助在体育领域的成功，个人精神得到升华，最终回归家庭，体育所带来的竞争精神、超越精神只是主人公在自我寻找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
　　韩国体育电影还存在着矮化他人、制造敌人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结。这在如何处理比赛失败和冲突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遇到失败时，韩国体育影片习惯于直接归咎于对手却不自身反省。由于《国家代表》中韩国解说员把跳台滑雪队员姜七九受伤失败归咎为长野冬奥会的举办方的官僚作风；《我最辉煌的瞬间》中与丹麦队的决赛中失利，韩国电视体育解说员直接认为是裁判判罚不公给黑哨，影片中还出现了韩国教练辱骂裁判的情节；《领跑人》中的马拉松比赛时，韩国解说员把朴庆顺选手的摔倒直接归为是中国选手的鲁莽碰撞等。
　　四、小结
　　无论是中国的体育电影还是韩国的体育电影，两者各有不同。中国体育电影起步早，产量多，但剧情较为老套，只有像《沙鸥》《女篮5号》等几部在体育电影较少的年代受到观众的欢迎。后来的影片剧情模式较为统一，观众喜爱度逐步下降，甚至有些影片拍了却得不到观众好评，最后在市场中石沉大海。如《初夏》，笔者只从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周的官方网站中找到该影片名称，放入百度搜索竟然没有任何相关信息。
　　反观韩国电影，虽起步晚，运动项目较少，但由于《国家代表》的成功使得越来越多的导演开始涉足体育电影，譬如以真人真事为原型的体育电影《朝韩梦之队》预计2012年5月上映。韩国体育电影涉及的运动项目开始从单一的棒球、拳击向多方面发展。另一方面韩国为数不多的体育电影中，剧情模式较为丰富，涉猎的主题也较多样，《犯规王》体现反抗精神，《马拉松》的平等思想和母亲的放手，《领跑人》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做自己擅长的事的发问等，都是值得中国体育电影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2]张骏祥,程季华.中国电影大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2月,第2次印刷:941.
　　[3]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69.
　　[4]杨慧.近十年韩国体育电影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11(33):38-41.

作者：张燕霞 出自: 现代交际 2012年04期